科学与社会视野下的

科学精神

张培富

(山西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

焦点:作为舶来品的近现代科学,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难免带有自己传统文化的痕迹。如果说过去百年来中国遭遇生存与发展的诸多紧迫性问题,才使得国人如此看待科学技术。如今,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理想,如果还采用功利主义、实利主义和工具主义科学技术观的话,就会直接制约科学技术原创性成果的产生,妨碍科学技术自立自强战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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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富教授

现代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建立了日益紧密和更加多样的联系。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的生存关系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它深刻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既呈现出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一面,也呈现出社会的科学技术化一面,而在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中,科学精神在其中扮演了关键先生的作用。

1. 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

上世纪提出的“李约瑟之问”搅动了无数学人之心,但笔者认为,总体上李约瑟对科学精神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价值评论是不够的,而在李约瑟之前冯友兰先生的一番议论颇有分量。1922年,当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的冯友兰,曾发表了一篇英文文章“Why China Has No Science—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Co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讨论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科学。他认为中国人的心灵长期徘徊于儒、释、道之间,希望知道的只是他们自己,只要自己体验就够了,无须证明,不需要科学的思维方法。中国人同样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希望征服的也只是他们自己。在中国人眼中,智慧的内容不是理智的知识,智慧的功能也不是增加物质财富。既然不需要科学的确实性,又不需要科学的力量,科学自然也就没有任何用处了。没有用处,又怎么可能发展起来呢?①这就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对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向往与追求。中国古代曾经有不少的创造发明,包括四大发明及运河、驿站、水利、历法等,都是实用性的,而为朝廷服务的多数古代科学家,都是居于官僚底层的人员,因此我们常常看到,这些创造发明活动非但没有受到鼓励,而是受到阻挠,导致许多传统工艺技术失传。

由于近现代科学是舶来品,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就难免带有自己传统文化的痕迹。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的理解向来更多携带功利主义、实利主义和工具主义色彩,知识成为人生晋升之阶,如学而优则仕、学好知识为国效劳等。一说到科学技术,国人就会习惯想到它是重要的生产力,想到会有什么实际作用,能不能帮助我们提高国防力量,能不能帮助我们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等等。如果说过去百年来中国遭遇了生存与发展的诸多紧迫的问题,才使得国人如此看待科学技术。如今,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理想,如果还采用功利主义、实利主义和工具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话,就会直接制约科学技术原创性成果的产生,妨碍科学技术自立自强战略目标的实现。

2. 科学精神与社会政治理念

不尊重科学,用与科学精神相悖的社会政治理念,来评判并干涉科学技术活动,就会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上世纪苏联的“李森科事件”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在1930年—1960年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执政的两个时代发生的“李森科事件”,实质上是政治权威取代科学权威裁决科学论争的可悲事件。农业科技工作者李森科本学识浅薄,却擅长捕捉和利用国家领导人的思想理念与想法来谋取个人利益。他声称苏联的“米丘林生物学”是“唯物主义的”“进步的”“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而西方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则是“唯心主义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和“资本主义的”。如此非理性的反科学观点却先后获得苏联国家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支持,李森科则荣居苏联科学院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等要位,他以首席科学家的淫威独霸苏联科学界三四十年,将苏联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引向了长期停滞的末路。李森科主义导致的严重后果是苏联高校不再讲授摩尔根遗传学;非李森科主义方向的科学研究计划纷纷被取消;与摩尔根遗传学相关的研究机构和实验室被关闭、撤销或改组;持有摩尔根遗传学观点的科技工作者失去了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本职工作,甚至受到批判和迫害。

弘扬科学精神,正确认识和处理科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是保证科学与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础。20世纪下半叶出现在西方的“反科学思潮”是反智主义的一种表现,而当科学事实无法满足政客们的政治需求时,后者便会或者精挑细选所需要的“科学依据”,或者选择性失明失言。违背科学精神的“选择性事实”取代科学及其他事实依据,在当今社会政治生活中屡见不鲜,对科学与社会的发展造成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在当前应对新冠病毒疫情中,一些西方政客出于政治需求就采取了“选择性事实”策略。

3. 公众参与科技发展决策

科技是把双刃剑,科技成果在给人类带来积极正面作用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消极甚至负面的影响,如水坝和核电站的环境风险、农药使用给粮食和蔬菜带来的健康风险、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等,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争论甚至社会问题,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公众的公民意识逐渐觉醒并参与科技决策,成了科技决策科学化、合理化的重要因素。这使得科学精神的内涵得到进一步的丰富与发展。

公众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经历了接受者、检验者、使用者到参与决策者的历史过程。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初始阶段,公众的主要作用是接受和检验科研取得的成功以及科技为公众带来的益处,公众对于科技活动的影响是无足轻重的。当科技产品进入公众的生活与工作中后,公众通过使用科技产品来表达他们的需求和期望,而公众是否接受科技产品是衡量科学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标准。现代科学与社会一体化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指向,就是出现了公众要求以科学技术的参与者身份出现,即公众是作为主体而不是单纯的受众,从被动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接受者过渡到作为一种平等的社会力量与科学技术进行交流和对话,并要求参与到有关科技政策决策当中去。

正是社会进步与科学普及提升了公众参与科学讨论和科学决策过程的能力与权利,以及承担科学义务和参与科学活动的能力与责任,深化了科学精神的社会价值与作用。然而,一方面公众对科学技术越来越广泛的参与,克服了科学技术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足,如“科学内部”存在有争议的科技知识、专家自身存在知识和决策的局限性等。通过公众与科技专家、政府一起参与到讨论中来,比传统的政治官僚决策形式更能应对科技风险可能出现的问题,以达到对科技风险社会有效治理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公众科学素养不高,仅仅凭着有限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参与热情,超出能力范围地参与科技发展决策,非但不能弘扬科学精神,反而影响了一些科技项目的实施和科技的健康发展。

公众更多地参与科技发展决策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然而如何保障公众能更加有效而科学地参与科技发展决策,国内外都有不少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和借鉴。只有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知识和科学技术方法的普及,不断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公众参与科技发展决策的法律法规,从而提高公众参与科技发展决策的能力,真正有益于社会进步与国家发展的科学精神的发扬光大。

① 杜保有. 冯友兰与“李约瑟难题”. 新视野, 2006,(6):54-57.

10.19524/j.cnki.10/1009/g3.2021.0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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