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1931年12月出生。他的祖父姚汉章是清末举人,曾任中华书局的编辑。他的父亲姚篷子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与北京大学,1930年,参加“左联”,1932年6月,与周起应合编《文学月报》。1938年3月,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同年5月,与老舍合编该协会《抗战文艺》三日刊,后创办作家书屋,又与老舍、赵铭彝等创刊《文坛小报》。1945年,抗战胜利,迁作家书屋至上海继续营业。1955年后,成为自由职业者,以译著和写作为生。1963年后,任教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著作有《银铃》、《蓬子诗钞》、《剪影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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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出生于这样的书香门第,从小爱好文学,书读多就喜欢写作,因此他有写作特长,他从小就追求文章的标新立异,追求文章的轰动效应。曾有人回忆姚文元小时候写作文,就被他的国文老师笑评为:为了追求文章效果(感人或惊人),写一篇作文,就要写死一个人。1949年后历任青年团上海卢湾区工委宣传部部长、《萌芽》杂志、《文艺月报》编辑、《解放日报》编委等,也是从事文字、文学工作。后来得到重用,在文革时期平步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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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时最高领导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了姚文元?据说是在1957年2月6日的《文汇报》上,姚文元发表了《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一文,引起他的注意。在《教条和原则》一文中,姚文元跟姚雪垠进行了“商榷”。文章一开头便写道:“百家争鸣以后,许多新问题被提出来了,这是一种好现象。沉默只能掩盖错误,争论才能揭示真理------文艺批评过去有许多缺点,主要是教条主义和粗暴的态度,这一年来揭露并批判了不少。现在是很少——几乎没有什么批评中提到什么‘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之类的词汇了。姚雪垠先生文章中很大部分指责了批评的‘求全责备’‘禁忌太多’‘话扣帽子’‘粗暴’……等等,当然,批评这些缺点没有人敢说不对,但如果以粗暴还粗暴,以扣帽子还扣帽子……那就很可能在肃清这种‘歪风’之后引来了另一种‘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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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是何许人也?”他向柯庆施打听。柯庆施也弄不清楚姚文元是何等人物,他调来上海才一年多。准确而详细地答复了领导人问题的,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姚文元是张春桥培养的文学青年,张春桥向柯庆施介绍说,姚文元乃姚蓬子之子。“哦,原来是姚蓬子的儿子!”柯庆施对姚蓬子非常熟悉。柯庆施赶紧汇报。对于最高领导人来说,当时对姚文元还很陌生,而对姚蓬子其人却是熟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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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右、文革中,姚文元的文章自成特色,影响很大。因为当时的文人、作家都小心翼翼不敢写文章,偶尔偷偷地隐晦、曲折地抒发一下小情怀。但姚文元敢于直抒胸臆,文章写得雷霆万钧,或迥异生动。即使是危言耸听、故弄玄虚但也有一种给普通读者的震撼感,正好迎合了当时气候的一种需要。